一、创烧阶段的唐宋青花瓷器
1关于唐青花瓷器，未见文献记载，过去不为人所知，1975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人员，在扬州唐城遗址发掘中发现一块唐青花瓷枕片，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胎釉和青花的测试分析，认为属低锰、低铜、低铁的钴料，与国产高锰钴料明显不同，但却和河南巩县窑烧制的唐三彩蓝料接近。这种唐青花瓷片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初在上述地区又陆续出土数十片，除扬州外，据河南轻工业部门的科技人员讲，多年来他们在巩县窑址中也曾采集到很多蓝釉和少量青花碎片。20世纪80年代在洛阳地区还出土过一件唐青花盖罐。香港冯平山博物馆亦藏有一件唐青花三足NB035，据已故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考察认为，胎釉特征与河南巩县窑接近。很可能产于巩县窑。美国波土顿泛美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绘有三叶纹和点纹的唐代青花碗，1978年我的英国朋友吴英先生告诉我，丹麦哥本哈根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件画有鱼纹和点状纹的唐代青花罐。通过对上述资料的研究和科研单位的全面理化测试及光学显微镜观察表明，唐青花烧成温度普通偏低，多在1170至1210℃，而巩县的白瓷烧成温度一般都在1150℃左右，两者基本相同，胎釉的化学成分也大体相同。唐青花的色料化学成分为低锰、低铁、低铜钴料与国产高锰钴料完全不同，而却和巩县窑唐三彩上的蓝料基本一致，因此，对唐青花产地，陶瓷界普遍认为产于河南巩县窑是没有问题的。唐青花的纹饰，常见有棕榈纹、菱形加散点纹、圆点纹、梅花点纹和不规则的斑点纹等。这些纹饰在我国传统的陶瓷器物上并不多见，而常见于伊斯兰的陶器上②。这种风格的唐青花除扬州和河南地区外，在我国其它地区的考古工作中极为罕见。笔者认为这种唐青花主要不是供官府和国内群众生活所用，而与对外贸易有关，扬州当时是我国四大港口之一，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大量的波斯商人来往于扬州，他们把波斯钴料带进，再把唐青花从这里运走，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唐青花主要是为对外贸易所需烧制的。从其产品质量讲，都比较粗糙，反映了早期青花的特点。
2关于宋青花瓷器，过去在文物考古界鲜有人谈及，20世纪20年代吴敬仁等撰写的《中国陶瓷史》称“美丽绝伦的青花，其法于宋代，具体年代不可考，但大观、政和时，确有此类作品之制造”。对其产地和烧制工艺均未谈及，谁也未见到过实物，故不被人们所重视。1957年2月在浙江龙泉县城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金沙塔基下第五层夯土中出土13块青花的残片，拼凑起来是一件残碗。内外饰菊花和圆圈纹，青花呈黑蓝色，饰纹简单，烧成温度偏低。1970年秋在浙江绍兴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翠环塔基下1米深处的夯土中，又出土一块青花碗的残片，器外饰斜线纹，青花显色偏淡。③除塔基出土的宋青花外，李正中、朱裕平二先生著《中国青花瓷》一书中称：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广东潮州窑出土4件白釉瓷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瓷香炉。瓷像胎质洁白，卵青白釉，釉厚处为淡青葡萄色。佛像冠、须、眉、眼、发都用青花描绘而成。佛像上铭文分别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同妻陈氏十五娘熙宁元年戊申五月廿四日题”。治平四年丁未岁九月卅日题“匠人周明”。熙宁元年为公元1068年，治平四年为公元1067年属北宋中后期。潮州窑北宋时是否烧制过青花瓷器，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听到过这方面的报导，1982年文物出版社新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也未谈及，笔者1975年曾参观过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库房也未发现有宋代青花瓷器。铜也能烧出蓝色，是否鉴别有误。因此，宋时潮州窑是否烧造过青花瓷是值得商榷的。上述塔基中出土的青花瓷片，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理化测试表明，所用钴料属浙江当地钴土矿，含钴较低，只有01%至029%左右，而含锰量很高，是含钴量的10倍，因此，青花呈灰蓝色，一般应属民间烧制的生活用品④而不被官府所重视。1973年笔者因工作关系在日本东京达仁堂古玩店见到一件南宋青花瓶，高33cm，长颈、鼓腹、砂底，显有火石红斑，两侧塑有鱼形耳，正面腹部直书“隆兴”二字，背面画一小树，下饰花草纹，釉色泛青，表明是一件含钴低而含铁高的青花器。⑤据了解目前国外仅此一件，由于不在国内，很少有见到，故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宋青花在年代上虽在唐代之后，但从其用料、烧制工艺、纹饰内容与唐青花有明显的不同，因此，两者并没有继承关系。唐青花是以对外贸易所需而烧，属商品瓷，宋青花属民间生活用瓷，如果不是出土塔基，很难确认它就是宋青花。它的出土，证实了我国从北宋早期至南宋末年的200多年间确实有青花瓷的烧制，而且对过去文献上记载的宋青花也是一个印证。
